李充字弘度，江夏人。晋成帝时丞相王导召他为掾。转记室参军。又曾任剡县令、大著作郎，奉命整理典籍。后迁中书侍郎，逝世于任上。

《玉台新咏》

李充好刑名之学，深抑虚浮之士，曾著《学箴》，以针砭当时人“越礼弃学而希无为之风”。不过他对老庄学说并无贬斥之意。自称要“引道家之弘旨，会世教之适当”。他的文学思想主要见于《翰林论》。此书本是总集，共54卷，至唐初仅存3卷,只是录其评论。留存至今的只有佚文8则，是清人严可均从《初学记》等类书中辑出的。从这些佚文看来，他只是较简略地论说各种文体的不同要求，并举出某些作家为典范。他比较注重文采，对孔融、曹植、潘岳、陆机等人均甚赞赏；只是对“表”与“驳”认为“不以华藻为先”。大约因为他的议论较简略，所以《文心雕龙·序志篇》批评他说“《翰林》浅而寡要”。

李充的诗，以《玉台新咏》所录《嘲友人》为最有名。其中如“良辰不我俱，中阔似商参。尔隔北山阳，我分南川阴。嘉会罔克从，积思安可任。目想妍丽姿，耳存清媚音。修昼兴永念，遥夜独悲吟”诸句，写相思之情颇为真切。 李充著作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有《论语注》10卷、《翰林论》54卷、集22卷。今存诗3首，其中两首只有类书所引佚句，逯钦立辑入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。他的辞赋和文亦多系类书中保存的零星佚文，只有少数几篇较完整，严可均辑入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中。

仕途

《晋书》本传载：“(李充)辟丞相王导掾，转记室参军”，“征北将军褚裒又引为参军，充以家贫，苦求外出。……乃除剡县令。”，“遭母忧，服阕，为大著作郎。……累迁中书侍郎，卒官。”，李充的仕历非常清晰，可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做丞相王导幕府，第二阶段是做征北将军褚裒参军，后除剡县令，第三阶段是为母服丧三年后出任大著作郎，制《晋元帝四部书目》，累迁中书侍郎，卒官。

《资治通鉴》

张可礼先生《东晋文艺系年》据《资治通鉴》考，李充于咸和四年(338年)六月任王导丞相掾，并著《学箴》。王导于第二年七月去世，李充在此之前转为记事参军。这是李充仕历的第一个阶段。李充仕历的第二个阶段大约开始于345年，是年褚裒任征北将军，之后引李充为参军。后李充因家贫，苦求外出，除剡县令。据唐张彦远集《法书要录》记载，李充母卫夫人卒于永和五年(349年)，李充服丧三年，其仕历第二个阶段到此结束。服阕，李充为大著作郎，开始他仕历的第三个阶段，这也是他告别幕僚和县令等卑微的官职，进入仕途最辉煌的阶段。李充所任著作郎在晋官品中为第六品，掌管国史编撰。藉此，李充得以对古代典籍“删除烦重，以类相从，分作四部”，编纂《晋元帝四部书目》，创制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分法，并为后代袭用。

李充后累迁中书侍郎，中书侍郎由魏置通事郎发展而来，晋代沿用，居第五品，职能是为皇帝起草诏令，相当于汉代的尚书郎。“魏、西晋时中书监、令承受、宣布皇帝旨意，由侍郎草拟成诏令，呈皇帝批准后颁下。职任机要，地位不高，但颇清贵，多用文学之士，亦为宗室起家(入仕)之阶梯。”李充任此职，可见其才学受到重用，地位已经明显提高。

思想

李充思想主要体现在《论语注》、《尚书注》、《周易旨》、《释庄论》、《翰林论》等著作中。这些著作大多亡佚。从现存残篇看，李充思想以儒为本、好刑名之学、兼综道玄。

李充以儒学为根本的思想特征集中体现在《论语注》中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：“《论语》十卷，晋著作郎李充注。”“《论语释》一卷，李充撰”；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：“李充注《论语》十卷”；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载：“晋李充《论语集注》二卷”。今已不见李充《论语注》之完本。梁代皇侃作《论语义疏》时辑录一些李充的注释，成为现在研究李充《论语注》的重要资料。李充在《论语注》中常称孔子为“圣人”，对孔子十分尊重，树立其诲人不倦的儒者形象。除尊孔外，李充还重视儒家仁、义、德、礼等思想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功用。孝、义、礼都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，李充对之十分重视，于此显示李充思想中儒家观念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。

《晋书·李充传》称李充“幼好刑名之学，深抑虚浮之士。”“刑名之学”是李充重要的思想特征之一，主要表现为反对虚浮的社会风气，反对名不符实之人。最能体现李充“好刑名之学”思想的是其《学箴》。《学箴》产生的社会背景是时人尚虚浮之风，其弊日盛。李充在序言称：“情仁义者寡而利仁义者众”，认为出于真心实践仁义的人越来越少，利用仁义谋取名利的人越来越多，故“惧后进惑其如此，将越礼弃学而希无为之风”，“略言所怀，以补其阙。引道家之弘旨，会世教之适当，义不违本，言不流放，庶以祛困蒙之蔽。”李充作此文之目的，就是要抑制当时的虚浮之风，为后进之士指出一条道路来。《学箴》体现出李充主张维护儒家仁义施行的思想，更体现出李充反对名不符实的社会现象，憎恶以假仁义谋名利的不道德行为。《晋书·李重传》称李重“迁尚书吏部郎，务抑华竞。”李重在奏论中曰：“案如《癸酉诏书》，廉让宜崇，浮竞宜黜。”可见李重也反对浮虚之风，李充“刑名”思想与之一脉相承。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中李充称赞李重“雅正”，足见其对李重的尊重与敬仰。李充任大著作郎期间，“删除烦重，以类相从，分作四部，甚有条贯，密阁以为永制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》也称“东晋之初，渐更鸠聚。著作郎李充，以勖旧簿校之，其见存者，但有三千一十四卷。充遂总没众篇之名，但以甲乙为次。自尔因循，无所变革。”作《晋元帝四部书目》工程浩大，需忍住寂寞，淡泊名利，藉此可以看出李充具有务实精神，躬身实践其“好刑名之学，深抑虚浮之士”之思想。

李充生于西晋末年，玄学已经经历了鼎盛时期，“名教”与“自然”、齐一儒道等问题在郭象那里得到解决。李充思想中的玄学思想，体现出“名教”与“自然”调和的儒道合一的特点。除受儒家、刑名、玄学思想影响，李充还很重视道家思想。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曰：“《御览》五百九十七引充《起居诫》，自言家奉道法，知其好道家之言。”李充对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等儒家经典和道学名著《庄子》颇有研究，并“注《尚书》及《周易旨》六篇、《释庄论》上下二篇。”因对儒道名著的熟稔，李充常用老、庄思想诠释《论语》。儒道会通的思想在李充《论语》注中也有明显的体现。

成就

李充生活于东晋明帝时代，故里在今安陆和云梦一带。他是东晋多才多艺的文学家、目录学家和书法大家。少时贫困，奉母至孝，为人性情刚烈，好打抱不平。初为剡县令，因母丧辞官，后归朝，官拜大著作郎，至中书侍郎。因其治学严谨，其学问渊博精深，亦善辞章文赋。充任大著作郎时，他深感传世典籍混乱，遂以西晋荀勗的分类为基础，调整了荀勗的四部分泪，以五经为甲部，史记为乙部，诸子为丙部，诗赋为丁部，进一步完善了四部分类法，直到《隋书·经籍志》最后定型。李充一生所著甚丰，有《尚书注》、《翰林论》和文集二十二卷等，原书均已失传。今仅见严可均《全晋文》辑有《翰林论》、《太平御览》载有《吊嵇中散》等佚文。

李充奠定图书分类学的基础是魏晋以后文学创作的发展，这时的文人们也开始注意文章总集的编选，这些选家往往通过文体源流和作家作品的论述，通过文章的去取体现他们的文学观点，因此这些总集同样具有文学批评著作的价值。现在已经散佚的西晋挚虞《文章流别集》和东晋初李充的《翰林论》，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著名的总集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评李充的《翰林论》为“疏而不切”。东汉以后，诸子学说衰落了，作为实用技术的军事、天文、数学、机械、医学等也统统受到鄙视，因此，这几类著作日益减少。魏、晋以来，个人文集及总集、选集的编纂日益兴盛，这些选集，尤其是别集，虽然主要是文学作品，但决非仅有诗赋，也有政论、奏表、杂文等搀杂在里边。由于这一系列的变化，作为学术文化的陈列橱窗的目录，特别是由学术文化性质决定的分类法，就不得不改弦更张，以适应文化学术的发展变化了。首先站出来对分类法进行改革的，是西晋的荀勗。荀勗根据三国魏郑默所编的《中经》更撰《中经新簿》时，把图书分成了四个部类：甲部六艺、小学；乙部诸子、兵书、兵家、数术；丙部史书、杂事；丁部诗赋、图赞、汲冢书。这就基本构成了后世的“四分法”。而李充作《晋元帝书目》，更是对荀勗的乙、丙两部位置进行了对调，这样，就基本上确定了后世经、史、子、诗赋顺序，李充也就成了目录学的奠基人之一。由于李充等人首倡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分类法与当时学术发展状况与趋势相一致，所以它迅速得到了官、私两方面目录学家的承认。

李充还写得一手精妙的楷书，因书法修养高深，与东晋王羲之等书法高手甚为友善，他们一帮书法家经常在上虞的曹娥江畔、东山脚下，举行酒宴书法之乐。永和九年，正是“江南草长，群莺乱飞”的季节，李充等一帮文人学士与王羲之一家人少长咸集，坐于“曲水”岸边之乱石，饮酒赋诗，各抒怀抱。凡不能诗者，各罚酒三觥。四十一人共得诗三十七首，编为一辑曰：兰亭集。李充的《吊嵇中散文》等。《吊嵇中散文》一文，情真意切，悲悯之气感人至深，为东晋悼文中的佳品。